翟东升：西方客户不买我们最想卖的东西，而南方兄弟又没钱买，怎么办？

【文/翟东升】

自2018年三月关税战开打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已经进入了历史性的下行周期：中国对美出口从最高峰的22%左右下降到如今的约13%水平；在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占比都超过了中国。竞选期间，特朗普公开声称，他会将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60%，如果台海有事，他甚至考虑加征到100%。在此背景之下，不仅在华外资的重新布局开始提速，而且不少中资出口企业也在积极出海。要想理解这场全球性国际分工的结构调整并拿出恰当的对策，就必须跳出单边或双边的思维，把问题放在东亚生产网络的变迁史的背景下来考察。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正如我在此前的多篇论文里阐述过的，东亚生产网络原是海权迁移和全球化的产物。从广义全球化和海权的迁移历史来追溯，全球贸易和制造的重心，从大航海之前的威尼斯、热那亚，在过去五百年间先后转移到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等地。二战后，美国企业开始把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日本和四小龙等地，这既是为了降低成本，也为了应对美国本土的工会左翼势力。

考虑到美国在上述地点基本都有驻军，在政治和战略上讲，当时这种产业转移还是比较审慎的：与其说是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国外，不如说是转移到了自己的半殖民地。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开始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美元霸权带来的汇率高估开始把其本土的制造业环节进一步挤压出本土。毕竟，有什么正常产业比印钱来得容易呢？当一个原本勤劳的家庭获得了一棵摇钱树之后，家里的脏活、累活与家务活都会转交给村里的邻居们去做；美国在地球村里的制造商角色转变成银行家角色，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美国而言，局面真正失控是在1990年代才出现的。当时，同为冷战胜利方的中国和美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心态和行为截然相反。美国举国庆祝胜利，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自己的手中；中国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在内政上担心苏联东欧的浪潮波及东亚，也在外交上忧虑冷战三角中的“老二”苏联瓦解之后，自己在霸权国眼中从值得拉拢的“老三”升级为需要对付的“老二”。

1992年，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中国把准了航向，制定了非常高明的战略。在政治上，他提出要韬光养晦、稳住阵脚；而在经济上，他搞了南巡讲话，启用了朱镕基，最终在1994年左右形成了一个经济战略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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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战略潜能》资料图

在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战略潜能》一书中，我把90年代开启的这种经济政策组合拳比喻为“吸星大法，北冥神功”。这个政策组合包括大规模鼓励出口以获取贸易盈余，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购汇的方式建立巨额外汇储备。

其中每一条政策似乎都是从东亚邻国借鉴过来的，但是当人们把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才能看出其中的政策逻辑：我们给予外国厂商和消费者以相当优惠的补贴，吸引他们把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来，并把赚到的钱继续存在中国，最终培育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经济体。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一派比较匪夷所思的功夫：主人公没有内力，而对手极其强大，主人公就把自己经脉与对手相连，逆向运气，将对手的内力吸到自己体内。小平同志生前曾经邀请金庸先生面谈过，我不知道是否谈及过这派功夫，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受此启发。反正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上述政策组合的神奇效果，与金庸先生设想的这套功夫颇为神似。中国只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升级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地位，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中国“吸”走了。

外资制造业的潮起潮落

外资在中国的急剧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港资主要转移到了深圳东莞一带；台资先是到福建，后来聚集在上海、苏州和深圳周边；新加坡资本主要在苏州工业园；韩资聚集在山东和北京；日资的聚集地则以长三角为主。他们基本没有给本地合作伙伴转移过什么先进技术，但是他们的到来为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一个制造业聚集的生态和出口的渠道。

外资的存在给了中国本土企业启发和示范；外资雇佣的经理和工程师学会了相关行业的门道，然后跳槽到民企或者索性自己创业；外资的零部件采购养大了中国供应商，从而让中国本土的品牌竞争对手也能从不断丰盈的行业生态中获得技术溢出。

总之，外资的聚集在客观上带动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口的60%是外资完成的，他们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考虑到在土地、环境、税收、劳动力、汇率、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慷慨让利，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其实是在赔钱赚吆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生产网络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双向调整。一方面，“亚洲制造”被“中国制造”迅速取代；而另一方面，许多外资和部分内资都在向外转移。所谓“亚洲制造”，是指以美欧日韩掌握控股权和品牌的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放在东南亚和中国，而将高附加值的工作环节，比如设计、研发、核心部件生产、品牌营销、金融财务等，保留在他们国内。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优势、产业聚集效应以及华为、比亚迪等本土品牌制造业企业的崛起，东亚生产网络中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向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迁移。

在2015年的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东南亚某国的一位商务部长向听众抱怨说，亚洲制造正在变成纯粹的中国制造，中国吃上了肉，但似乎没有给邻国留出多少汤。她的这一抱怨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的。自2012年之后，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逐步上升，部分制造业外资渐渐撤离中国，如同游牧者一般寻找下一片茂盛的牧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0年代，日韩台新的制造业中对成本敏感的部分，曾经向东盟国家转移，92年之后被中国“吸”了过来；但是在三十年之后，东亚海洋经济体正在把他们的制造业再次从中国东南沿海向东盟国家转移，其中韩国企业表现最明显。

韩国三星集团已经实现大规模的去中国化。三星手机曾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可观的份额，如今却几乎销声匿迹，三星手机的生产环节也大量迁往东南亚和南亚。与之类似的是韩国的汽车产业。这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崛起，将曾经占据更高生态位的外资企业挤出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是海洋性经济体的制造业企业顺应海权霸主决心脱钩断链的政策压力和产业泛安全化的时代特点，主动或被动地去中国化的过程。